在鄂尔多斯现在的地图上，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它流淌的最北端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型，在几字型所环绕的这片土地上，鄂尔多斯蒙古族已生存了数百年之久。

今天的鄂尔多斯有时代表着地区的概念，有时代表着部落的概念。作为地区概念冠以此名是在明代中叶，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的鄂尔多斯部进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叫做“河套”，到了清代又被正式命名为伊克昭盟直至现在，但鄂尔多斯也同时伴称；作为部落的概念，是因为鄂尔多斯部落进入河套后就一直生息繁衍于此，由于他们肩负守陵的特殊使命，有着极强的凝聚力，所以，部落概念和意识至今仍很浓地存在和表现着，并为之自豪。

鄂尔多斯王权，据史所载大约产生于明代中叶即公元15世纪时期。当时，北元政权混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汗统从纷乱的时代得到稍许巩固后，设立政治中心，选择在黄河北、阴山南的狭长关隘的地带，筑城布防，逐渐成为蒙古政权基地。其间，一直按制紧随汗统迁徙的成吉思汗八白室也移牧附近，于是鄂尔多斯部选择了紧靠蒙古政权基地——美岱召的黄河几字形内的王爱召作为自己放牧，也作为统治者拜谒圣祖的基地而驻扎下来。就是为了在此安陵落账，守陵者部落与当地已长期驻扎的蒙古族发生了许多次冲突，最后在强大的汉权的帮助下，终于取得胜利，守陵者部落吸纳了几字形中的投诚者，使自己的领域得到扩大，一下子拥有了十万多平方公里草原，成为了不仅能自立自强的部落，而且成为漠南西部蒙古中强大势力者之一，对刚刚恢复的汗统的实力起着重要的佑助作用，不得不令汗统刮目相看。在此情况下为着汉权的巩固和控制守陵者鄂尔多斯部，在达延汗手上派遣亲子作为这个正在兴盛强大部落的首领——济农，然而其长子乌罗斯博罗特没有有效地控制局面和笼络人心，遭到鄂尔多斯部的拒绝，反抗汉权的人将其杀害。不可思议的是达延汗并没有兴兵讨伐，而是再派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首领，这一次很成功，巴尔斯博罗特不仅与鄂尔多斯部融洽的相互适应下来，最关键的是他后来将自己的后代分散到该部落的各基层中去，成为新的贵族掌管实权。于是在明代，鄂尔多斯王权，完全控制在达延汗——正统黄金家族后裔这一系的手中。

公元1649年，蒙古各部投诚清王朝统治，满清政府对蒙古各部施行盟旗制度，鄂尔多斯部被称作“伊克昭盟”——蒙语为“大庙之门”，因为该部的政治中心位于当时蒙古西部最大之庙王爱召而得名。盟内先设六旗、后于乾隆年间又增一旗，共为七旗：

鄂尔多斯左翼前旗——今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今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左翼后旗|——今达拉特旗

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今乌审旗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今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

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今杭锦旗

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今伊金霍洛旗

在政权设置方面，清政府规定每旗各设一名札萨克总领各旗事务，札萨克以下层层设官，但札萨克一职为世袭制，其余则不然，而且世袭者均为巴尔斯博罗特在鄂尔多斯的后裔，均为黄金家族奇渥温氏的传人，故此，在鄂尔多斯蒙古族中奇渥温氏是贵族阶层，清代称作台吉，台吉分为四等，一等台吉属红项台吉（意为帽顶珠为红珠所饰，较高贵者），就是属于札萨克世系。伊克昭盟盟长是从各旗札萨克中产生，产生办法大体是由盟内推选，清政府任命。蒙旗札萨克按制均直接隶属于朝廷，由朝廷发给50两纯银大印，这枚象征权力的银印就成为在蒙古族区域内推行封建王公制度的合法象征，封建的剥削压迫和等级制度就这样的笼罩在了鄂尔多斯人民的头上。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取消了封建统治，皇帝也于不久离开了宫廷，而蒙古地区的封建制度却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主要的统治体系依然是札萨克制度，而且是由民国政府颁行的，只不过在这个政权集团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改头换面，在形式上出现了更多的花样，貌似进步。但到后来由于战争的频繁，鄂尔多斯各旗的地方武装得以发展和壮大，成为几百年来，即自清以后封建王公拥兵最多的时期。武装力量的控制成为札萨克王爷们的主要目的，维持这种局面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各旗财政困难和人民的苦难，于是，鄂尔多斯各地爆发了“独贵龙”运动，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封建王公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封建政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代表人民的意愿，推翻了压在鄂尔多斯人民头顶整整三百年的封建王公制度，取消了封建贵族统治体系，建立了人民政府，各旗设旗长，盟内设盟长，盟长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出，旗长由人民选举产生，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

鄂尔多斯封建王权统治中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具有积极因素。其积极因素即其表现的进步性，主要有：

1.鄂尔多斯封建王公制度，即札萨克统治方式在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承认中央政权，并取得其合法的地方统治地位。在清代几次大的民族分裂活动中，鄂尔多斯王公贵族都站在了中央政府这一边，维护了祖国大家庭的完整性。民国政府期间，蒙古各部王爷也因时局动荡，各种思想观点充斥草原而发生了裂变，有一部分主张蒙古独立，而另一部分则坚决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这期间，鄂尔多斯各札萨克表现出维护统一的坚定态度。

2．鄂尔多斯各旗札萨克中大多数或从整体来说，坚决反对外国势力的侵入，从外国传教士到来时，就发生了多次反对传教活动，焚烧洋教堂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企图用威胁利诱、重金收买等手段拉拢封建王爷，除少数一二个旗王爷出现过动摇，大多数上层统治者表示出坚决抵制和反抗的态度，故而有效的阻止了敌寇的入侵，为保卫伊盟，保卫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当1939年日寇计划秘密抢夺成陵，移至其侵略势力保护范围时，时任伊克昭盟盟长的札萨克旗王爷沙克都尔扎布以坚决的态度表示要捍卫成吉思汗陵，从而导致了成吉思汗陵为避战争西迁至抗日大后方兰州兴隆山，后又移至青海塔尔寺，在历史需要决断选择的关口，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

3.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后，党向与长城接壤的鄂尔多斯派遣了大批干部，并在延安为鄂尔多斯草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蒙汉干部，这些同志在伊盟设立组织，建立武装，联合地方政府一致抗日，这样，及开展了革命斗争活动，又争取了封建王公贵族对革命的同情、支持，有一些贵族甚至投身革命，接受党的领导，得到党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接见，并给予表彰。

4.鄂尔多斯实行封建王公制度，是清朝政府在蒙古族中颁行的一项重大政策，该举措保持了鄂尔多斯地区自清以来的和平发展，更主要的是继续保持了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保留和继承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高雅的蒙古族宫廷文化艺术和帝王祭祀文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园的传统文化中保留了一支奇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鄂尔多斯封建王权统治表现出来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

1．在政治上存在的严重的不平等，阶级利益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封建和奴隶制的双重的压迫，致使劳动人民失去了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成为了隶属于某个贵族阶层的近乎于奴隶的贫民。

2.在贵族与平民之间，保留着世袭制的划分和永远不可改变和替代的社会地位。

3.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现象，造成极为严重的经济上的贫富差异，致使人民生产、生活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常常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4．由于鄂尔多斯处在游牧文化的最南端是汉文化影响的前沿阵地，使蒙古王权统治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常常处于冲击状态，于是各旗纷纷采取反影响的保护措施，这样就表现出极大的保守和封闭的缺陷性，严重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进步。

5．虽然客观上保留了蒙古族传统的经济方式和文化习俗，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放慢了社会进步的步伐。墨守陈规的方式，致使这一地区仍处在半游牧、半封闭的状态下，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很难进入或传播，更不可能普及，对社会进步起了负面的作用。

鄂尔多斯王权统治由于地区和时代的特殊原因产生出各种复杂的关系，其表现主要为：

1.与明、清两朝政府的关系。

明代对蒙古的态度是先打击、后放弃。在明中叶以前明蒙对抗非常激烈。最初，因为蒙古北元政权受到元末的重创，加之内部的混乱，实力较弱，退至蒙北，而后逐渐恢复实力，又向南发展，便于明朝发生战争。明英宗被俘后明朝实力下降，致使鄂尔多斯逐步又落入蒙古势力范围，双方经过一段时间拉锯战后，明廷主动后撤，修边墙，退居墙南，史称明朝“弃套”，这时正是鄂尔多斯部入居河套，形成以战争方式的交接现象。而鄂尔多斯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和黄金家族崇拜、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的重要基地，八白室被放在这一地区，一方面是蒙古政权的重要保护内容；另一方面又成为与明对峙的前沿阵地，所以，蒙古最高政权很重视这一地区的发展，鄂尔多斯部因此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和保持着较之比其他部落更为密切的关系。

清政府对待鄂尔多斯并没有非常特殊的政策，在最初的分封制中鄂尔多斯左翼中旗的札萨克被封为多罗郡王（据此后人称该旗为郡王旗），享受着非常高的待遇。后来在诸多次平定西北叛乱时，鄂尔多斯蒙古族统治者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以所有蒙古各部都没有抢到的功劳，受到朝廷的嘉奖晋升，以致公主下嫁。清末，朝廷没落腐败，为了敛财，不顾鄂尔多斯的利益，强迫采取放垦政策，致使牧场缩小，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损害，自然环境也遭到破坏，沙漠化迅速加快，在鄂尔多斯近代史上留下了非常痛心的一笔记载。此外，清政府在鄂尔多斯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以佛教柔化好战的蒙古民族，而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2.与蒙古最高政权的关系

鄂尔多斯部作为特殊的部落，历史上一直未形成与其他部落一样的固定封地，而是永远地追随蒙古政权中心的不断的迁徙而迁徙，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部落。明清以来，由于蒙古最高政权中心的形成和清政府替代其统治地位现象的出现，而且是和平方式的替代，鄂尔多斯部出现了有史以来最长时期的未迁徙现象，至今已逾五百多年。在明朝统治时期，蒙古政权直接管辖着鄂尔多斯万户，从政治上、人事上、经济上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藏传佛教出现在这块土地之后，汗统的每位大汗及贵族们都将身后骨灰留存在王爱召，王爱召为此专辟场地，专设谓之“济农仓”的塔式墓地。汗统与鄂尔多斯王权在一致对明方面保持共同的态度和决心，在与明对战的问题上都步伐一致地冷静处理，保持了鄂尔多斯部在河套落脚生根的战略决策，最终实现了目标。由于鄂尔多斯王权统治者与汗统特殊的姻亲关系，致使鄂尔多斯部在当时成为蒙古各部中最有影响的部落之一，并且经常地代表汗统解决许多问题，享受特殊的恩遇。

  3．与成吉思汗八白室的关系。

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产生，出现了守护她的鄂尔多斯部，二者在近八百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整体，到鄂尔多斯部入套以后，该部的领地和人口倍增，在蒙古族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守陵者之责，而在许多方面甚至于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而且，成吉思汗八白室与鄂尔多斯部的传统关系更加密切，鄂尔多斯部认真地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承担着保护、管理、祭祀、供奉的艰巨任务。同时，作为蒙古族祭祀文化中的核心，客观上在严守法定的传统祭祀方式内容的同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的祭祀文化，继承了北方民族的这一游牧文化习俗。某种程度上我们应当认识到成吉思汗祭祀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中祭祀文化的保留和活的再现，鄂尔多斯王权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使其延续，使得今天仍能较完整地存在。

  4．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蒙古族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具有较宽松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十三世纪初在蒙古高原上可以找到几乎世界各地的各大宗教，但是在汗统的正式场合和贵族与贫民中的大多数人中，依然信仰的是北方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到了明代阿拉坦汗时期，蒙古社会以漠南统治中心为代表，已不具有漠北的完全的古代游牧生产方式，从统治者到普通牧民在经济、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统治者阶层，已不再是马上论英雄时代，社会中具有权威的贵族和英雄也不再是从战争中评判出来，这种社会形态的改革，表现在宗教上也影响着与战争时代粗放游牧相适应的萨满教的存在，需要进行自身的质的改变与之相适应，然而，萨满教维系的粗犷、豪放、勇猛、无敌的精神，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于是，汗统阶层急需要新的代表其进步思想的宗教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鄂尔多斯执政理事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代表大汗出征青海一带，发现了藏传佛教具有蒙古族当时需要的教义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此生修德，以求来世相报。这种宗教思想正适合其意，于是，彻辰洪台吉极力推崇，亲自迎请，终于将该教引入蒙古地区，并且很快得到汗统阶层和蒙古民众的接受。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在蒙古族中间的传播，鄂尔多斯王权统治者为之提供了从政策上、经济上、宣传上的极大方便和各种条件，一时间召庙数量、信教群众、法事活动在鄂尔多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成为佛教影响最浓的地区。

当藏传佛教表现出为汗统和王权服务的时候，也带来了他的负面作用，造成了人口下降、生产力倒退、思想麻痹、惰性意识的扩张，鄂尔多斯草原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消沉现象，甚至于王权贵族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只事佛事，不理王事的局面。

鄂尔多斯的王权统治最终结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民政权取而代之，正像中国的末代皇帝一样，鄂尔多斯的封建王公贵族也在建、国后经历了许多不平常的岁月，尔后最终融入了社会之中。 （文、图/杨勇）

夕阳下的美丽苏泊罕草原